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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以后的知识与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

吾淳

作者简介：吾淳，亦名吾敬东，祖籍浙江衢州，1955年生于上海。1992年师从冯契教授，1996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维与哲学范型研究，兼涉中国古代科学、伦理、宗教以及艺术。主要代表作有：《宗教：一种文化现象》（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考察以往的研究就会发现，有相当多的学者以为由哲学而建立起来的理性精神已经真正或完全成为我们整个民族与文化的核心，能够充分体现理性精神的无神论思潮似乎已经具有击溃巫术迷信的雄厚力量。如果我们真是这样认为，那我们就过于天真和幼稚了。其实，由早期知识与思想界建立起来的理性氛围或环境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壮大或牢固，并且情况还恰恰相反，在宗教或有神论信仰的社会大背景中，在巫术与迷信的回潮中，建立在哲学与无神论根基上的理性其实十分脆弱，它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我们看到，从战国末年起，知识与思想界似乎普遍出现一种迷恋象、类、数，同时将其结构化并用以推演宇宙万物万事的倾向。这其中一个深刻的背景就是春秋以来在天文、数学以及生物、医疗等知识领域方面的快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和狂妄，以为某些结构是可以一以驭万的。但虚妄和自大的理性却由此导致了神秘或迷信的产生。这也正是理性的弱点，过分的自信便会招致谬误。当然，理性的迷失一般不会导致普遍的思维偏向。因此，就神秘倾向或迷信思潮而言，其作为普遍的思维偏向，背后还一定应当有更为深刻的信仰根源或宗教因素。而这就是中国宗教或信仰的连续性。由于没有经过宗教革命，原始的巫术信仰在一定的时候便重新复萌，也即是返祖。其实，这样一种神秘倾向在春秋与战国之际或者稍晚一些的时间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墨子·贵义》中说：

子墨子北之齐，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在这里，天干、方位与神兽之间有了神秘的联系。这也可以视作是墨家的看法。

在战国末年与西汉初期的文献中，杂家对于此类神秘内容的记载无疑是十分丰富的，而杂家所记录下的东西在当时又主要是阴阳五行家的学说。

例如《吕氏春秋》：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应同》）

又如《淮南子》：

东方，木也，其帝太暭，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征，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天文训》）

从上述两段内容看，其所反映的主要是一种五行思想。其中《吕氏春秋》所记载的主要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这是一种以五行学说为依据的循环论的历史观，历史按照某种直觉的生克秩序必然地演替。而《淮南子》所记载的则是典型的以五行学说为核心的比类学说，其中充满了荒诞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人们颇自以为是的比附，一切事物都被分门别类地扔进五行的篮筐里。这样一种迷信是这一时代宗教与知识奇妙结合的产物。

即便是儒家这样一个被我们认为是高度理性的学派也不例外。

例如《易传》：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擛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第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系辞上》）

《易传》上述这段话正是后世象数学的直接源头，数在这里具有神秘的特征。

再如《礼记》的《月令》：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大暤，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孟夏之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微，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孟冬之月）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

其实，《月令》的这些话也见之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它是五行学说的典型思想及其表述，由此可见这一学说或思想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当然，由于《礼记》乃是作为儒家的经典或典籍，它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之《吕氏春秋》自然会深刻得多。

儒家思想的神秘化倾向还在一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思想家那里清楚地反映出来，这尤以两汉为突出，如董仲舒掺杂了阴阳五行学说的目的论：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王充掺杂着骨相说和星气说的命定论：

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论衡·命义》）

研究表明，从战国到汉代，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最迷恋或最热衷的主要就是比类的思维，它甚至开始深入社会底层。《史记·天官书》中这段以太白星与用兵相比的记载就是此类思维及其产生广泛影响的典型：

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迟，迟行。角，敢战。动摇躁，躁。圜以静，静。顺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则出兵，入则入兵。赤角，有战；白角，有丧；黑圜角，忧，有水事；青圜小角，忧，有木事；黄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复，有微入，入三日乃复盛出，是谓耎，其下国有军败将北。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出三日而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师有粮食兵革，遗人用之；卒虽众，将为人虏。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其色大圜黄滜，可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战。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居实，有得也；居虚，无得也。行胜色，色胜位，有位胜无位，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出而留桑榆闲，疾其下国。上而疾，未尽其日，过参天，疾其对国。上复下，下复上，有反将。其入月，将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战不合，兵虽起而不斗；合相毁，野有破军。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鸡鸣出，大弱：是谓阴陷于阳。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强；鸡鸣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谓阳陷于阴。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胜北方；出卯北，北胜南方；正在卯，东国利。出酉北，北胜南方；出酉南，南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

总之，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术的氛围之中，它为某些象数“结构”所迷恋，以为这就是宇宙的基本图式，并且，这是如此普遍的现象。诚如顾颉刚所言：“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它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但他们的分类法与今日不同，今日是用归纳法，把逐件个别的事物即异求同；他们用的演绎法，先定了一种公式而支配一切个别的事物。其结果，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并且，顾颉刚特别以谶纬为例分析了阴阳五行学说是如何贯穿汉代始终的：“谶纬的内容，非常复杂：有释经的，有讲天文的，有讲历法的，有讲神灵的，有讲地理的，有讲史事的，有讲文字的，有讲典章制度的。可是方面虽广，性质却简单，作者死心眼儿捉住了阴阳五行的系统来说话，所以说的话尽多，方式只有这一个。我们只要记得了汉初的五色天帝，转了几转的王莽的五德说中的人帝，又记得了阴阳五行的方位和生克，就好像拿了一串钥匙在手里，许多的门户都可以打开了。”

正因如此，或正因阴阳五行学说有如此的神通和魅力，或正如顾颉刚所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一串可以无所不开的万能钥匙，于是各家各派便没有一个“愚蠢”到不抱住阴阳五行这对宝贝大做文章的。我们看到，首先，阴阳五行家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始作俑者。这样一种观念或思想反映在邹衍的历史观中，也反映在《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中，还反映在这一时期相关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与理论中。并且事实上，历史上阴阳五行学说的普及与影响程度可能远较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要广泛和深刻得多。其次，儒家也已经广泛接受了这种观念。思孟学派一直被认为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尽管这种论断并非得到强有力的材料的支持。但是从《易传》到《礼记》再到董仲舒，阴阳五行学说或者象数理论的影响却都是十分明显的。明显接受阴阳五行观念与学说的还有这一时期的杂家，无论是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还是西汉初期的《淮南鸿烈》，其中所记载或保留的阴阳五行思想都是非常明显和充分的，这表明了这一学派对该学说的认同。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十分丰富的材料能够证明道家与五行家的关系，但老子是阴阳学说的创始者，《易传》在很大程度上也融入了道家的思想，此外，杂家的相关思想中也有道家的内容，因此，道家特别是战国以后的道家同样也应当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这里要说明一点，即在信仰问题上，汉代的儒家与道家其实是基本合流的。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他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已经论述得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儒家学说或思想完全定于一尊而真正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同时道家彻底蜕变为具有明显巫术性质的道教并且还时常为民间信仰所利用才有所变化。只有到这时，儒家与道教在宗教态度或立场上才“真正”地“分道扬镳”。

——摘自吾淳《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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