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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骚》诗脉之管窥

李金坤

作者简介：李金坤，笔名李无言、金山客，号三养居士。汉族，江苏金坛市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不错访问学者。敬畏自然，崇尚情趣。从事高校古代文学及美学教学30余年，出版专(参)著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教余雅好辞章，陶情怡神。所撰《镇江赋》、《复建北固楼记》等文，弘扬乡邦文化，影响颇大。

最早指出《离骚》与《诗经》承传关系的，当推汉武帝时的刘安，汉武帝命他为《离骚》作传，他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离骚序》引）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全文引用了刘安之语，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连对屈原颇有微词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到了东汉末年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则从“比兴”艺术手法这个角度，突出了《离骚》对《诗经》的承传关系。这就是为历代楚辞研究者所推崇并屡屡称引的“依《诗》取兴”说。到了南朝的刘勰，作《文心雕龙·辨骚》篇，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第一次对《楚辞》与《诗经》的承传关系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认为屈骚是“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再后来，到了近代，梁启超则更是明确指出：“（屈原）是一位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的。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而鲁迅先生的分析更是透辟，他既指出屈骚与《诗经》具有相同点的原因，所谓“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又能指出屈骚对《诗经》的发展变化，那就是：“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平心而论，不遵矩度。”正因为如此，“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或在三百篇之上”。刘师培先生虽然在长篇论文《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论述了因水土风习不同而形成文学风貌之异的特点，但他终究认为：“屈原《离骚》，引辞表旨，譬物连类，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与《风》《雅》为节，其源出于《诗经》；及宋玉、景差为之，涂泽以摛辞，繁类以成体，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亦葩经之嗣响。”姜亮夫先生从研究屈原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曾胸有成竹地说过：“屈原肯定读过《诗经》。”我们从比较学的角度，在对《楚辞》与《诗经》文本的解读中可以进一步窥探二者之间的承传通变关系。

（一）《风》《骚》文学精神之承传

《楚辞》对《诗经》文学精神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上。在《诗经》“国风”的部分作品中以及《大雅》《小雅》的部分作品中，充满着对昏君佞臣、暴虐政治、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一些贵族阶级出身的诗人，他们比较熟悉上层统治阶级的底细；接触了较多的肮脏丑恶的事实，出于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能不抒发愤怒的感情，表达对明君贤臣的迫切愿望。这类诗主要产生于厉王、幽王和东周初年这三个时期。因为这几个时期是周代社会最黑暗、阶级矛盾最尖锐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如《大雅》中的《桑柔》《板》《荡》《民劳》等；《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小旻》《正月》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由于社会黑暗、统治阶级荒淫残暴、施政无道等原因，许多贵族出身的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人士便深为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而担忧，诗中充满着“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况）填兮，悼彼昊天，宁不我矜”、“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大雅·桑柔》）的忧患意识。诸如“我心忧矣”、“莫知我哀”这样的句子，以及“忧”、“戚”、“悲”、“哀”、“苦”、“惨”等这类充满幽怨凄苦况味词语的反复出现，俯拾皆是。《诗经》中这种“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在《楚辞》中则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其中，有对奸佞当道、贤愚不分黑暗政治的揭露，如《涉江》云：“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又有对统治阶级道德堕落行为的尖锐批判，如《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更有对最高统治者的敢怨与敢恨，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九辩》亦云：“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的大无畏批判精神，较之于《诗经》，则更深一层矣。人们评价《楚辞》，常常喜欢说它既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后者，正是《楚辞》“怨刺”精神的生动体现。这与《诗经》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忧患意识，作为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比起《诗经》的作者们则更为深沉而浓郁。通读屈骚，其中那些充满悲伤恐惧情绪的字眼就会纷至沓来。如：恐、悼、惮、患、悲、伤、哀、怨、愤、愍、忿、郁邑、歔欷、郁结、纡轸、轸怀、愁苦、忧心、怛伤、离愍、离谤、逢尤、永哀、太息、烦冤、舒忧、惨郁、自抑、掩涕、抆泪，等等。刘安的《离骚传》、王逸的《楚辞章句》、班固的《离骚序》、刘勰的《辨骚》等，都指出了屈原这一心理焦虑忧恐的特征。至于产生的原因，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正是在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般众多的怨情忧绪中，折射出屈原那一腔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和崇高美德。

（二）《风》《骚》艺术形式之承传

《诗经》语言形式主要是四言，这种形式亦为屈原所采用。如《天问》、《橘颂》、《招魂》等，为什么说屈原这些作品的四言形式是受《诗经》的影响呢？对于这一点，以往人们都罕有论及。其实，只要浏览一下楚国诗歌的实际情况，便可迎刃而解了。在楚国诗歌史上，纯为四言的诗歌只有《说苑·至公》篇所载的《楚人诵子文歌》和《说苑·正谏》篇所载的《楚人为诸御己歌》。倘若楚人早就通行四言诗体的话，在传世的十余首楚歌中，不可能仅见此两首。从《诗经》传入楚国的情况来看，《楚辞》部分四言诗体当是模仿《诗经》而成。其他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载的《优孟歌》，《吴越春秋》所载的《河上歌》《申包胥歌》等，皆以口语为歌，虽有四言，但杂有六言、七言。此外的一些楚地民歌，如《越人歌》《沧浪歌》《接舆歌》《渔父歌》等，也都不是纯四言诗。所以，屈原作品中之四言诗体的来源，当出自《诗经》无疑。受《诗经》四言诗体影响的《楚辞》，传至汉初，遂又形成了一种以四言为体的骚体赋。可见，《诗经》诗体影响之大。

细读《楚辞》，还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化用《诗经》诗句的地方。如姜亮夫先生在论及《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时说，《离骚》后面有“仆夫悲余马怀兮”这句话，其实，它就是从《诗经·卷耳》的“我马瘏矣，我仆痡矣”这两句诗化用而来。诗人“用‘仆’字同‘马’字来代表作者的主观愿望，把情感寄托在仆和马身上，这是《诗经》的东西”。此外，像《楚辞》中的“苗裔”、“皇考”、“回风”、“飘风”、“湛露”、“踊跃”、“芒芒”、“隐忧”、“荼荠”、“优游”等词语，都是直接取之于《诗经》。又如，宋玉《九辩》中“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望托志乎素餐”。其中“素餐”之典，即出自于《诗经·魏风·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而其中的“诗人”，自然是指《诗三百》的作者们。相传宋玉为屈原的学生，即便不是学生，也是屈原辞作的追慕者，他在作品中能够如此娴熟地引用《诗经》典故，这说明他学习和掌握《诗经》的程度是很深的。屈原与宋玉为同时代人，而且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甚为密切，这正好旁证屈原学习《诗经》的事实。从上列语言形式、词语、典故的运用等情况可以看出，《楚辞》创作受到《诗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风》《骚》表现手法之承传

《诗经》的表现手法，最突出的是赋、比、兴。这一点，到了屈原创作的《楚辞》中，表现得更为自由灵活、得心应手，艺术思维产生了新的巨大的飞跃，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赋者，敷也，就是铺陈叙写。屈原多用此法去展开“上下求索”的宏阔场面和与昏君佞臣不懈斗争的经过，层层铺叙，反复渲染，全面展示其苦难复杂的心路历程。由于屈原对《诗经》这种“赋”的手法的灵活运用与努力开拓，致使这种铺排的特征成就了“轩翥辞家之前”的铺张扬厉的汉赋之雏形。这当是屈原的一大功劳。至于比兴手法，到了屈原手里，则更是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逸说：“《离骚》之文，以诗取兴，引类譬喻。”（《离骚章句序》）这不仅指出了《楚辞》与《诗经》的承传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楚辞》比兴、象征的特点。的确，屈原已完全突破了《诗经》比兴手法较为单纯、零散和所用比兴材料多为自然实景的特点，善于综合运用自然、历史、神话和传说等材料作为比兴象征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比兴的材料，深化了象征的意义，拓宽了诗歌的意境，从而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思维的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与刘勰同时代人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得好：“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而刘勰在《辨骚》中论述屈骚与《诗经》之通变关系的一段话恰好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注脚和佐证。其云：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刘勰所说的屈骚“同于风雅”的四点和“异乎经典”的四点，这表明屈原既有对《诗经》继承的一面，又有发展的一面，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所以，屈骚才能取得“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辨骚》）的卓异成就。正因为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楚辞》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北方文化代表《诗经》的模仿创作上，而是立足于土著文化的根基，对中原文化加以吸收、改造和发展，所以他的创作，乃是两种文化碰撞交汇、互相补充、有机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创造。屈原的辉煌辞作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合流的产物，这一事实的意义更在于说明：“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有利于酝酿重大的创造，培育文化的巨人。文化巨人决不会是目光短浅、抱残守缺的侏儒，而是必然具有兼容并包的气魄和识别精华糟粕的眼光，善于在不同文化的流通中进行联系和反联系，从而作出博大精深而富有特色的创造。伟大诗人屈原因积极面对文化交流并勇于付诸创造实践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对后世是很有启示与教益的。”金开诚先生的这段精彩论述，正可作为《楚辞》受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影响的一个典型概括。

通过上文对《楚辞》与《诗经》在“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三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楚辞》对《诗经》客观存在的承传关系，这正可与历代《楚辞》论者观点互为表里，相互印证。不过，作为“奇文郁起”的《楚辞》，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变的语言形式、浪漫的艺术风格等艺术审美特征的形成，并非仅由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一源而已。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还分别承受着中原其他文化种类——战国诸子散文及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当然，尽管《楚辞》的形成与吸收中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不无关系，但起根本性作用的当是土著文化的孕育与培植。屈骚那诱人的魅力、奇瑰的特色，恐怕大多当是源于荆楚文化的滋养。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这样说，偏于一方的荆楚文化的奇特风采决定了屈骚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是战国中晚期，楚文化一方面仍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美营养；另一方面楚文化本身却又得到了空前的更为蓬勃旺盛的发展，呈现出如火如荼、波澜壮阔的新气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楚辞》便带着固有的荆楚文化的因子和中原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因素“奇文郁起”、脱颖而出了。因此，屈骚与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的关系，这是屈骚的普遍性特征，而屈骚本身中的荆楚文化因子，便成为屈骚的特有之处。离开了屈骚的这一特殊性，那么，对于《楚辞》里一些奇特篇目，诸如《九歌》《天问》、《招魂》等，将无法进行合理而切实的解析。《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祭祀、巫术等原始宗教、民俗和神话，以及神奇的浪漫主义，等等，只有与荆楚文化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摘自李金坤《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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