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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光荣传统

王力

作者简介：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有《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同源字典》等四十余部，主编有《古代汉语》《王力古汉语字典》等，译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三十余部。

中国语言学是有光荣的传统的。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很好的语言学理论，实在值得我们引以自豪。荀子在他的《正名篇》里所阐明的都是语言学上的重要问题。他说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又说语言是有稳固性的，同时又是发展的（“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又说概念的形成缘于感觉（“然则［名］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这些理论，直到今天我们还认为是正确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则应该认为是卓越的学术造诣。

我不打算逐个地叙述中国历代语言学家的成就，我只想谈一谈中国语言学传统上的三个突出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重视实践。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这个名称；古人所谓“小学”，大部分可以认为属于语言学范围。顾名思义，“小学”和语文教育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里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可见“小学”的目的无非教人识字，让读古书的人先攻破文字关（其实是语言关）；只不过“小学家”的要求比较高，识字的标准和一般人所了解的稍有不同罢了。有许多东西，在今天看来是很宝贵的汉语史材料，在当时也不过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切韵》的编写目的是“凡有文藻，即须音韵”。《中原音韵》的编写目的是“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韵图是对语音系统进行分析，利用横推直看的方法来帮助人们了解反切，也是帮助人们查得汉字的读音。张麟之在《韵镜序》里说：“读书难字过，不知音切之病也。诚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无载酒问字之劳。”直到今天，我们利用韵图来查古代反切的读音，还是最有效的方法。人们盛称“段王之学”，其实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所做的也不外是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工作。

这种做法，自然也有不足之处。过于注重实用，就容易放松了语言学理论的探讨，荀子《正名篇》那样卓越的语言学理论在后世不多见了；关于语言学方法，很少有系统性的叙述。

但是，注重实践仍旧应该作为传统的优点继承下来。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研究语言学，当然不单是为了通经。即以通经而论，也不是因为它是圣人之道，而只是因为我们要继承文化遗产。我们今天研究语言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语文教育是今天祖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今天的中国语言学就必须为祖国教育服务。今天我们的实践范围扩大了，我们不但要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我们还要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我们不排斥“纯科学”的研究，只要是科学，对社会主义建设也一定有好处。但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一个大原则是必须肯定的。

第二个优点是重视材料和观点相结合。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古代成就较大的语言学家都是重视他们所认为正确的观点的。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拿今天的话来说，淹博就是充分占有材料，识断就是具有正确的观点，精审就是掌握科学的方法。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共写了三十年，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一共写了四十年，朱骏声自述他撰著《说文通训定声》的经过说：“渴（竭）半生之目力，精渐消亡；殚十载之心稽，业才艸剏（草创）。”为了充分占有材料，不能不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单靠苦学还是不够的。戴震说得好：“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这就说明了必须材料和观点、方法相结合，然后才能在学术上有较大的贡献。

如何对待材料，也是观点、方法的问题。梁启超在叙述清代的学风时，曾举出其特色十条，其中两条是：1.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2.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显然，这是我们所应该继承的优良传统。

第三个优点是善于吸收外国的文化。中国的反切，不先不后，产生在东汉后期，这显然跟佛教的传入有关。梵书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于是梵文的拼音方法就对汉文的注音方法发生影响。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姚鼐《惜抱轩笔记》、纪昀《与余存吾书》都认为反切是“原本之婆罗门之字母”。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古代学者的巨大创造。应劭、孙炎等人善于吸收外国文化，同时结合汉语特点，发明了反切来为中国文化服务，这是值得颂扬的。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答问》中却说：“自三百篇启双声之秘，司马长卿、扬子云益畅其旨，于是孙叔然制为反切。”又说：“乃童而习之，白头而未喻，翻谓七音之辩，始于西域，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钱氏这样对外国文化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字母和等韵之学来自西域，更为一般人所公认。但是，我们试拿梵文字母和守温三十六字母对比，就可以看见，中国学者们不但没有照抄梵文字母，而且字母的排列也有所不同。至于字母和四等的配合，更显得学者们匠心独运，完全是以汉语语音系统的特点为依据的。

清代刘献廷（继庄）也是一个善于吸收外国文化的人。全祖望《鲒埼亭集·刘继庄传》说：“继庄自谓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语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看来，《新韵谱》大概是属于普通语音学一类的书，可惜这部书没有传下来，否则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一定增加光辉的一页。

马建忠是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人，但是，大家知道他的《马氏文通》是模仿泰西的“葛郎玛”而写成的。他认为“葛郎玛”在语文教育中是会起巨大作用的。他在《文通》的序里说：“夫华文之点划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一不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者之西人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由此看来，马建忠之所以吸收外国文化，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马氏文通》虽然存在着不少缺点，但是，在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上，马建忠是做对了的。

我们认为上述的古代中国语言学的三大优点都应该好好地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

——摘自王力《古代汉语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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