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德迈，法国著名汉学家，为法兰西学院铭文与文学学院 (Acadé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 通讯员。其研究着力于甲骨文、儒法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思想史以及有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的文化史（韩国、日本、越南）。有专著六部，文章一百多篇。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Prix de Stanislas Julien） 、法兰西学院铭文与文学学院最重要的奥马楽奖（Prix du duc d’Aumale）、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法国教育荣誉勋位（Offic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日本神器金银星 （Etoile d’or et d’argent de l’Ordre du Trésor sacré du Japon）。
在所有的文化里，人类为自己想象出来能预示未来的无穷方法之中，在欧亚高原的狩猎与畜养广为使用的是占骨法，即兽骨占卜。专家们将之更确切地命名为“肩胛骨火占”（pyroscapulomancie），通常简称肩胛骨占卜（scapulomancie）。该占骨法旨在阐释兽骨片——通常是肩胛骨——经火高温产生的裂纹所形成胡乱之象。这里，我们看一位人类学家是如何描述此类占卜的，阿尔冈昆人——西伯利亚狩猎者的美洲堂亲，直至上一世纪仍在使用该占卜法以对狩猎路线作抉择：
用一块部分干裂的木板紧紧扣在肩胛骨上作为把手，肩胛骨占卜师将肩胛骨置于事先从火中取出的燃烧木块上。［……］当肩胛骨在热火的作用下发生断裂并出现可见的形状时，在场的人可以逐一随意对此作出诠释并就需要解碼的信息交换他们的解释。
这类占卜方法从史前以来就通行于整个北亚和东亚。在当代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永胜县居住的彝族鲁苏人那里也用此法。他们在未加任何整治的羊肩胛骨上进行占卜。
占者“将羊骨置于碗上，左手持骨臼，右手用火草团在骨的边缘来回摩擦，同时即喃喃地进行祷祝”。当火草团点燃后不到壹分钟，骨面发出爆裂声，“録锡”急忙抹去火草余烬，伸手就在火塘旁拈了壹点黑灰，在骨的反面（即有脊的壹面）已被烧裂处涂抹壹番，再用手沾壹点唾液，将黑灰揩去。
这时裂纹内有了黑灰，就清晰地显露出来了，这就是“卜兆”。
图1
贝冢茂树（Kaizuka Shigeki）进一步假设，这种原始的占卜从本源上看，无疑是萨满教性质的，是在萨满教信仰里为超自然力量进行动物大燔祭的结果。大燔祭之后，萨满们必须在经焙烧而半钙化的兽骨残片上寻找显示其供奉是否被灵物接受的信息，这些供奉意在祺祥于灵物们。在整个新石器时一直到公元前两千年间，这一原始的骨占法始终应用于泛中华各文化中，在从甘肃到山东的中国整个北部地区两百多座遗迹里考古学家所找到的骨片上，均有这一原始的骨占法的痕迹。其中最古之遗址乃为实证，当时已经有一种方法，比上述在阿尔冈昆人那里所观察到的方法更精细。确实，考古学要确认骨占的痕迹，这些痕迹必须带有特征，即由一种比上面谈到的肩胛骨火炙法更复杂些的方法制作而成，肩胛骨的火炙与胡乱炙烤的兽骨是不容易区分的。这就是为什么肩胛甲骨占卜法的史前历史只能始于那些能证实使用过火炙工具的骨片，木火于骨片上留下点状特别的火炙标记。（见图1）在开始有文字的历史时代，卜片烧炙所用的木火，在《周礼》有关卜刻者的条文里，与刻铭文的工具“契”同名。契，作为火炙的工具，实际上是一根黄杨木削成的、顶端经燃烧而炽热的圆木棍，故称“燋契”。它用来“火刻”卜片，从底部烧炙，使之在表部产生肩甲骨卜占裂痕。火炙如此完成后，在经处理的甲骨表层，留下烧炙的特别痕迹，即便在底面，所造之卜裂因时间久远、骨质收缩合并而被抹去。1989年在仰韶文化第三纪即公元前五千年末遗址出土的三片羊肩胛骨上出现了该类火炙占卜最古老的痕迹。在随后的中国长久的史前历史，即龙山文化里，也相继发现带有类似燋契炙痕的各种动物肩胛骨片。这一史前历史始于公元前两千年初，在山东的岳石文化，其坐落于平度区域内的岳石遗址从年代上看与今天我们所认同的史前夏王朝的年代相符，约在公元前1900到公元前1600年三个世纪间。人们通过考古发现，那时，肩胛骨占卜流程愈来愈精微。肩胛骨开始被精心地整治，火炙工具所钻出的点被凿成孔穴，燋契得以深入，使变薄的占骨片孔穴底部的骨骼更容易开裂，使骨片背部表面的裂痕所显示的形状更清晰。正是在山东的岳石遗址和河南与之文化同宗的遗址中，人们发见龙山文化特有的占卜技术要比更远的古文化即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六千年到公元前四千年）的肩胛骨占卜术进步。
占卜流程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出色的变动，从占卜学的角度看，这一变动远比之前的任何技术进步都重要：在用牛、猪羊肩胛骨的同时，取龟甲造出有重要含义的卜兆。这一创新显示肩胛骨占卜开始有了质的飞跃，转向借中国占卜词“龟卜”所定义的“龟甲占卜”。龟甲占卜在今天的山东省南部曲阜城与周边地区，在黄河下游（当时的出海口在半岛的南端）和长江之间，丰富的水流使淡水龟大量繁殖。史前时期，人们捡食此类淡水龟，很可能还有养殖。在这一地区，更古老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到2500年间）遗址里，有些墓穴有龟甲入葬，这些龟甲显然为占卜所用，这便证实了久远以来，龟一直被人们认为具有非凡之力。在中国的传统里，这一动物与龙、凤、麒麟同为四灵物，但其他三灵不同的是其他三灵为想象之物，惟龟就存在于大自然。动物中，龟很奇异，它有能伸缩的脑袋和肢体，两栖，寿极长，是动物中真真实实的例外。可以设想，正是开发神力的想法促使龟甲占卜学的产生，以强化占卜的效果，萨满精神无疑是以神力去认定一个非凡生物的。当然，是什么原因使史前时期肩胛骨占卜师转向龟甲，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种类似神灵思想的推理。龟的传统动物学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推理的思路。终生收集植物、矿物与动物之性能的自然博物学家李时珍（1518—1593）对龟作如是说：
甲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龟形象离，其神在坎。上隆而文以法天，下平而理以法地。背阴向阳，蛇头龙颈。外骨内肉，肠属于首，能运任脉。广肩大腰，卵生思抱，其息以耳。雌雄尾交，亦与蛇匹。或云大腰无雄者，谬也。今人视其底甲，以辨雌雄。龟以春夏出蛰脱甲，秋冬藏穴导引，故灵而多寿。
这种关于龟的神异动物学性中，有关阴阳的概念自然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事。不过，其理论发展所依据的概念基础与史前时期的龟甲占卜学相当一致，故应将之视为同样古老。这一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龟因其有机体的宇宙性而为独一无二之动物：龟背拱如上天，龟腹平整，方如大地。和世寿不同，龟寿不见尽头。在这里，所有形成一种信仰的要素均已具备：通过宇宙中发生的事与经特别工序人为地在龟甲上造事之间的模拟，信仰一种神灵关系。从这一信仰中产生出肩胛骨占卜中至高无上的龟卜学，而后者并不取代前者，人们继续用肩胛骨占卜——甲骨肯定供不应求——，但使用龟占这一越来越精密的形式。
甲骨占卜学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标志着初始的神灵思想转向以宇宙一个代表物卜占为依据的理性思想。这一转变在两个方面是决定性的。首先在信仰上，龟占把占卜从通过祭祀乞知神灵善凶的初始参照中分离出来。事实上，龟从来不曾作为给神灵的实体供品。它之所以被用作占卜灵媒并非为牺牲祭物，而是与宇宙同性之灵物。这正是中国占卜理性将与通往神学之道分叉而走向阴阳五行学的转折点。其次是在技术制作流程上，龟甲占卜在方法上具有实验性。人们不再为神灵之欲而担心，而是在龟所标志的宇宙微型上投射当下因素，由此得出甲坼即得所占之事。占卜师们成为完善这一投射的专家，并将构成此投射的兆文程序化，使之成为几乎是科学性的卜兆。
随着新石器时代后期城市的出现、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中央国家的兴起，泛中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带来这一演变。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的第一个首都在河南郑州西南四十公里的新密附近的新砦留下重要遗址。从农民的自给自足脱胎而出的城市手工业专业化带来了各种青铜武器与工具生产技术：1976年甘肃对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两千年的古墓进行发掘，出土了该地制作的两百余斧、刀以及其他多种合金器具。至于国家组织，为公元前三千年末到两千年中叶的夏朝以及随后公元前1650到1050年间的商朝所用，中国古代偏年对历史上中国从黄金时代诞生的初始有所记载。从氏族酋长向国家纬度的转变，伴随着部落争执变成真正的战争。公元前三千年末，使夏朝得以通过军事获得统领权的是马匹的驯化与青铜技术的掌握，这是西部仰韶文化后期的特征。随后龙山文化在东部发展起来，在其后期从山东岳石（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扩展，向西伸延，盖过以今天河南为中心的当地仰韶文化。在夏商遗址相迭的二里冈的发掘中，出土了一组占卜片，其中几片甲骨混杂在猪羊肩胛骨中。公元前十七世纪中叶夏朝被推翻，建立了商朝，最终促使东部民族文化占了上风，东部民族继而夺得驯化了的马匹和青铜的制作技术。在新朝代的统治下，龟占成为国家决策机器的主轴，并在其落实的方式上达到极致。河北南部公元前十七世纪的下七垣遗址所发掘出土的卜片首次从考古上证实了这一点。
图2
这一附属二里冈遗址的下七垣遗址在距商代第一个首都二里冈北向约220公里处，1988年的考古发掘，在此地的商代前期地层发现一块占卜甲骨片，整治得极好，燋契以备火炙，排序相当特殊，史无前例。第一步准备工作非常精细，把腹甲（护胸）与背甲锯开，除尽甲肉，平整上面的凸凹部分，尤其是脊骨与背甲的连接部分，刮去附在腹甲的九块甲骨表层上的骨胶，并将腹甲磨得非常光滑。第二步准备工作是在要进行燋契处凿出一个个圆形小孔和与之相切的横向杏形小孔，圆形孔谓之“钻”，椭圆形小孔谓之“凿”。钻凿是为了龟骨变得薄些，燃木灼于其处，坼文呈“├”或“┤”兆。龟甲的坼文会顺着钻与凿的底部最薄处形成，杏形小孔凿底部是横向坼，半圆形（钻）之底部是纵向与凿兆相切的坼（见图2）。这一坼文“├”后来成为象形的“卜”字，它在中国的表意文字里意为“龟甲占卜”。该字也是象声词，燋契灼龟甲而爆裂之声（bu）。当然，每次占卜所得到的坼文是“├”或“┤”兆的奇特变形，变化不定，由占卜应该显示的吉或凶，其变化不定之征象。而坼纹的标准化把这变化无端规范成几种标准的成兆。这出色的理性化使坼文的视读变得客观和容易了。容易是因为经图形简化的基本坼纹彼此明显不同；客观是因为标准化后的相关坼纹根据极为严格确定的不同卜兆类型，以与原先未经简化、确定、由人任意阐释的坼纹相对。
什么样的分类呢？这是个关键问题。答案只能是对发现的考古材料进行诠释，但缺乏当时的文字记録。依靠仅有的晚近资源所作的诠释用后来这些考古材料对殷代甲骨占卜学作胡乱添加、夸大，这种任意性分析使事情变得复杂。
图3
我们从《周礼》关于担任占卜者谈起。它明确指出，君王、大夫、史与卜人由不同的角度观卜兆。卜人占坼，史占墨，大夫占色，君占体。卜人占坼，即卜人取相关之兆。史占墨，即着意坼之形态在坼上加色（墨），以更好地凸显卜坼线条。国家君王观兆象——事之总体环境，大夫观兆色——事之当下背景。由此规定而知，验辞的技术意义（占卜评估）在周朝应该是卜官独有的能力。而“墨”指为卜裂所形成的卜兆着墨，它是史的特殊职责，因此，史官的标记是一支笔，絶非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着色，史官的卜占职能先于书写职能（书写职能由此产生）。因此，“史”之古字为象形，一只手握举笔，笔尖向上。（见图3）郑玄释之，言：“墨，兆广也。”但这不太可能。“墨”之含义于郑玄时已经丧失。而今天，在所发现的武丁时代一些甲骨占卜片上带有的显著的红色印记，足以让我们重新找到其定义。我推测，这是占卜源起时的一种特别做法。
我们来看占人为各卜占作技术性阐述之原则。它们依据的是作为基本卜兆组合形态的若干可靠的不同类型。卜纹横向，为卜枝，纵卜纹与之切割。纵卜纹在占卜图中名为“干”，在若干晚近的资料中被称作“千里路”；横向卜纹在被称作卜“枝”。合乎规则的变体是：1. 横向坼文：与纵纹成钝角或鋭角或直角，即横向纹向上或向下或无上下。2. 纹裂或分叉或折断，形成横向支。
关于这一点，最早见于《史记》第一百二十八卷（龟策列传第六八）有关占卜的记载中。这段被司马迁收入其著作的文字始于公元初。1990年发现的公元前四世纪周代有关占医卜的竹简书证实了周代所进行的卜占。《史记》此段说了什么呢？记有三十一种“卜”，各附简短描述并所占之辞。根据纵横向坼文的角度确定不同卜相，或为横坼或节坼。由占辞归结出，凡坼成鋭角，即横向裂痕往上，为吉。凡坼文成钝角，即往下倾斜，为凶。卜兆断裂或分叉亦凶。而《史记》第一百二十八章对此类坼文变化描述详尽。一节横向坼，甚至被分为三段，首、身、足，卜兆三段间任何细小的变化都受到注意，每一卜兆不得超出四或五毫米。完全可以认为，这有点过分雕琢，是后来对坼初始形态的扭曲，而应该更简单地看，如果我们相信《尚书·洪范》所记的有关殷代占卜以外的重要建制原则。《洪范》篇，论及在古代中国，通过龟筮两种占卜形式“建制稽疑”，即我们这里所涉及的龟占和我们后面要论及的筮占。而该文明确指出：“卜五，占用二。”也就是说，五类卜坼生于龟甲，而两类筮占为（阴阳或单复数）《易经》卦相。这五种卜坼之数正好与数卦所用的五到六个基本数相符，后我们将看到，后者派生出数卦的初始成分（一、五、六、七、八、九，或许还有十），根据不同占卜流派或用八与十，或用七与九。
卜人想到了所有的吉凶系列可以简约为五到六种卜纹类别吗？龟占的五种类型不过是多重卜纹的成分组合而成的名为“兆”的矩阵，从中得出所寻求的占辞。同样，之后，人们更巧妙地在卦象结构上起卦。甲骨文研究发现每一卜问，均要数次制作兆纹：在不同的或卜片上进行五次，乃至在同一卜片上进行十次，我们尚不知决定每次占卜的不同次数的规则是什么，亦不知每次占卜所得在总占中是如何组合的。它们由所谓兆辞所记，兆辞的形式统共有二十余种，其含义尚不清楚。
在五至六种不同的卜纹类型中，卜的形状还是浮动的。若卜枝分叉、断裂，被视作同一变体（凶兆）。若卜枝向上者（似为吉）或两种卜枝下倾（似为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是中国占卜学之精神本身的崛起，即占卜理性的精神，它把现象世界的无穷偶合化为几种格式化的、付诸计算的知性。这一精简过程是抽象性的进程：“卜”的类型化是对无数未设定的卜兆的抽象。而这里，史前泛中华文明在该阶段所独有的努力，其特性是，在文字产生之前，抽象化是通过技术机制化进行的。卜兆的标准化工作是理性化的媒介。这是一种先进的、足以为中国表意文字之创造开辟道路的理性。
——摘自 汪德迈著，金丝燕译 《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 ：占卜与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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