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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的作者，古今有三种不同看法

杨伯峻

作者简介：楊伯峻(1909-1992)：中華書局編審，湖南長沙人。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曾任馮玉祥研究室成員、中山大學講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湖南《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協秘書處處長，湖南省統戰部辦公室主任，北京大學、蘭州大學副教授，中華書局編審。中國語言學會理事。著有《文言虛詞》(中華書局1965年)、《文言語法》(中華書局1963年)、《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2年)、《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62年)、《春秋左傳論》(中華書局1981年)、《春秋左傳詞典》(中華書局1985年)、《楊伯峻治學論稿》(嶽麓書社1992年)、《楊伯峻學術論文集》(嶽麓書社1984年)等。

第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著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焦循《正义》引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阐明此说云：“《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赵岐甚至把孟轲为什么要著书的动机都设想出来，他在《题辞》中又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同伸）三代之馀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诏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

后来，宋代朱熹从文章风格的一致性上来论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虽然他有时也作些调停之论，如说，“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但他主要议论仍是：“《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说：“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以上引文全见《朱子大全》）其后元人金履祥、明人郝敬的看法都和他相同。

清代阎若璩，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论孟子为自著，他在《孟子生卒年月考》最后一段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也说：“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第二种说法则刚刚和这相反，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这种议论的是唐代韩愈（见《昌黎集·答张籍书》）和张籍（见《全唐文·上韩昌黎书》）。附和这种议论的有唐人林慎思（见《崇文总目》）和宋人苏辙（见其所著《古史·孟子传》），可是他们都没有举出佐证来。

对这种说法加以阐明的最初有宋人晁公武。他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

其后清人崔述在《孟子事实录》中对此说多列了两条证据。他说：“《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是。”又说：“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

较崔述略早的周广业也认为《孟子》不是孟轲所著。他在《孟子出处时地考》中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但是他还是认为其中也有孟轲自己的笔墨。他又道：“迨还自青齐，既难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进说时王、传授弟子者润饰而删定之。”他的结论是：“至其后编次遗义，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何也？诸子皆孟门高弟，七篇中无斥其名，与滕更呼名之例不同，当是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乐正子终，未必不由此也。”

第三种看法是太史公在《孟荀列传》中所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这几句话，我们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的著作，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的。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他说：“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邱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以上三种说法，虽各言之成理，但符合于历史客观事实的，当然只有一种。我们认为，太史公的话是可信的。他的时代较早，当日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尤其是验以孟子本书，考之孟子生卒，其馀两种说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赵岐明明说，“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则七篇之中自有弟子的记录。朱熹虽主张为孟子一手著成的，但也不曾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只是说，从文体的首尾一致看来，孟子是最后的订定者。这从他“亦恐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一句话可以看出。所以他们两人的看法和太史公的说法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所记述的，便和太史公的说法出入很大。他们举了三种理由。有一条理由是，“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是。”这实在不值一驳。孟子即便是所谓“亚圣”，也不能肯定他所说所写的每字每句都非常正确。何况“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这种话，孟子不过借以说明禹治水的功绩；正确的地理知识的具备与否，上古的所谓圣贤，似乎不曾给以重视。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孟子也不过借以说明伊尹全心为百姓服务的忠诚；而且孟子援引史事，常常主观地加以改造，以期论证自己的观点。稍读孟子书就会了解这一点。这正是孟子辩论的手段哩。另一条理由是“果孟子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这一点，上引魏源的话已经说得明白。孟子既是万章、公孙丑之徒“亲承口授而笔之书”，那么，称其师为“孟子”，称其同门为“乐正子”、“屋庐子”，何尝不可？周广业以此和《论语》同样看待，认为是乐正子等的门人所编次，那是错误的。我们只要问，如果是乐正子之徒的门人所编次，为什么七篇中记乐正子诸“子”的问答反而根少，而记万章、公孙丑之徒的问答反而很多呢？最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皆称谥一条。梁惠王、滕文公、鲁平公都死在孟子前，固然可以称谥；梁惠王是死在孟子后的，齐宣王也可能比孟子迟死三两年，为什么也称谥呢？我们认为阎若璩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他说：“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

——摘自杨伯峻《孟子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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